最高权力只能有一个，而所有参与竞争最高权力而又不幸失败的人，或者仅仅是有能力威胁最高权力的人，他的结局只能是粉身碎骨，所以所有参与到权力猎场中的人，其实都已经置身于一个死局之中股票杠杆怎么做，进入死局的人已经难言胜出，最好的结果也只能算不失败，为了不失败，为了不粉身碎骨，很多人选择剃头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任何一个角度讲，清兵入关，在短短十几年一统天下都太过魔幻，从任何一个讲，南明都有机会翻盘，但皇权下的残酷逻辑让南明一次次断送大好机会，最终彻底失败。

南明，其在历史上的知名度相当低，这也难怪，与南宋康王赵构南渡建立的持续一百多年的南宋政权相比，南明政权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从1644年福王朱由菘被推举为弘光帝算起，到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在云南杀死，前后不过短短18年。

若算上永历帝死后继续在四川抵抗到1664年的夔东十三家，也不过20年；即使算上割据台湾的郑明（1683年，郑克塽降清），也只有39年。

南明并非一个单一政权，而是在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尽后，在中国南方地区涌现出的一系列以复明为口号的政权。

崇祯皇帝煤山自尽

比较著名的包括，1644年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皇帝为前福王朱由菘），1645年在福建建立的隆武政权（皇帝为前唐王朱聿键）和1646年在广东称帝，但主要在西南活动的永历政权（皇帝为前桂王朱由榔）。

弘光、隆武、永历三朝似乎都有翻盘的机会，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中，弘光朝实力最强，失败的却也最快，永历朝给清廷造成的威胁最大，却最终功败垂成。

南明亡于内斗已经是定论，但南明各个政权的各方势力为何要在清廷尚在的时候就开始拼命内斗，要理解这些，就必须理解皇权的残酷逻辑。

逐渐加强的皇权和越来越残酷的权力斗争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初步建立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而在中央权力这个整个国家的绝对权力中枢中，皇权所占的比例不断加深，到了明代，朱元璋废除丞相，皇权得到了一个空前的提升（当然了，清代皇权又进一步提升，朝堂上已经没有臣，只有奴才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的权力最终都会集中到皇权上，集中到一个人手中，这已经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而最终夺取了最高权力的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于是任何能够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威胁的人都会被最高权力者抹杀，而这种抹杀的方式也从赵匡胤时笑里藏刀的杯酒释兵权变成了最赤裸裸的赶尽杀绝。

于是，在这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所有的失败者都会变成死人。

元朝末年，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名义上都是反元的义军，但是他们之间下手可是毫不留情，彼此间斗争失败者最终的结局都是掉脑袋，就连只剩下一个虚名没有任何势力的小明王韩灵儿最终也在朱元璋的授意下，死于一场意外。

夺取天下前，朱元璋一直是反元义军中的一员

由于内部斗争多于残酷，使得明末的各路豪杰在面对外敌时都不敢放手一搏，因为即使对外的战争打赢了，如果自己不处于优势地位，仍然有可能死于内部的恶斗中，而且，死的会更惨。

在“赢家通吃”和“失败者必死”这两个权力规律的作用下，整个南明，围绕权力的内部斗争远比与满清的斗争激烈的多，比如隆武帝与郑芝龙之间的权力困局，比如在关键时刻郑成功拒绝配合李定国，又比如孙可望下在李定国背后捅刀子。

隆武帝与郑芝龙，无解的权力困局

1645年5月，清军攻克南京城，弘光政权宣告覆灭，弘光政权当时名义上有50万大军，但是这50万大军根本没做太多像样的抵抗，大部分直接降清。

同年6月，以郑芝龙为首的福建势力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隆武政权就此建立。

虽然皇帝为前唐王朱聿键，但是隆武政权的班底是郑芝龙集团，郑芝龙海盗出身，极擅海战，他儿子郑成功日后在海上给清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郑芝龙集团以福建为根据地，佣兵20万左右，郑芝龙拥立隆武政权时，清军已经迅速拿下南京，大批原明军降清，清廷实力大增，以郑芝龙一个割据在东南一隅的大海盗，似乎难以与之匹敌。这也是郑芝龙不敢自己当皇帝，必须拥立一个朱姓的人来当这个皇帝的原因。

隆武帝朱聿键

郑芝龙的具备割据一方的实力，拥立唐王朱聿键（隆武帝），也让他的反清事业名正言顺，而且清廷自己还给了郑芝龙一个机会。

拿下南京后，多尔衮认为大局已定，于是下达剃发令，不从者斩首，剃发令在刚刚被清军占领的江苏、浙江等地引起了极大反弹，各地起义不断，原本十拿九稳的清廷，面临了巨大的统治危机。

此时，对于福建的郑芝龙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如果此时郑芝龙集团挥师北上，清廷无疑会非常头疼，毕竟，因为剃发令的原因，刚刚占领的地区起义不断。

但可惜，郑芝龙并未这样做，因为在其集团内部有一个解不开的政治死结，就是皇帝与权臣之间的关系。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就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只能有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人，在大多数时候，这个人是皇帝，生杀予夺之权皆在皇帝，其他人的权力皆是皇帝赋予，而在少数情况下，权臣可以接管最高权力，比如曹操架空了汉献帝，司马懿架空了曹芳。

在这两种情况下，最高权力的归属权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南明隆武政权上，最高权力归属上，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郑芝龙拥立朱聿键当皇帝，不过是想让自己抢地盘或者说只是割据变得名正言顺罢了，如果朱聿键是一个像一年前被清军擒获杀死的弘光帝一样，只知道混吃等死的白痴皇帝，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隆武帝朱聿键偏偏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君主。

在继位之初，隆武帝就宣布自己要5年收复南京，10年收复北京，看起来颇是一代有为君主，而隆武帝的有为一定会让郑芝龙紧张，因为这位皇帝陛下如果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哪还有他这个权臣的活路了？

于是，在隆武帝时期出现了这样一副神奇的景象，名义上，皇帝陛下有几十万大军，而在剃发令颁布，南方各地反抗此起彼伏的时候，隆武帝需要自己筹钱，自己募兵北上收复故土，而郑芝龙的部下对于这些作壁上观。

郑芝龙虽然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却没有曹操的雄才大略

可在郑芝龙的地盘上，隆武帝又能筹来多少钱，又能募来多少兵呢？最终隆武帝的北伐完全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根本就没对清军造成什么像样的打击，隆武帝与郑芝龙集团几乎是眼睁睁的看着清廷渡过了“剃发令”危机，组织兵力进攻福建，在于清军作战连连失利的情况下，郑芝龙选择投降清军。

清廷劝郑芝龙投降时，给出的条件是让他担任闽粤总督，郑芝龙立刻答应了清廷的条件。

以郑芝龙的智商应该不会想不到清廷口头许诺的闽粤总督大概率不会兑现，但是即便这样也比陷入与隆武帝的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要好一些。

隆武帝这个有雄心的君主与郑芝龙这个权臣之间的权力困局最终葬送了因清廷颁布剃发令引起社会动荡的绝好翻盘机会。

一旦平衡被打破，权臣之间就势同水火

由于不断的内斗，本来实力强于满清的弘光政权被迅速消灭，由于君臣互不信任，隆武政权错失了在满清颁布剃发令时发动反击的机会，而真正对满清统治造成威胁的，却是最后出现，家底只有西南1个多省的永历政权，确切的说，是永历政权的名将李定国。

随着弘光、隆武两个政权的覆灭，清军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南明军，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都不可能单独面对清军，南明、大顺、大西政权的余部不得不联合起来。

南明军的战斗力根本不行，他们能够提供的只是一个朱姓皇帝，原桂王，永历帝朱由榔。

构成永历政权主要军事力量的是原张献忠的大西军，张献忠有4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

四人之中，孙可望威望最高，但李定国军事能力最强，在宣布效忠于永历帝之初，这四人配合愉快，孙可望负责守卫云贵大本营，李定国进攻广西、湖南，刘文秀进攻四川。

由于在西南地区割据多年，李定国十分善于利用西南地区的地形和特殊战法（主要是象军）作战，反击开始时，南明军一度势如破竹，广西的清定南王孔有德被李定国的象军杀的措手不及，只能逃回桂林，李定国围城猛攻，城破之时，孔有德自杀。

孔有德死后，清廷镇惊，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李定国诈败诱尼堪追击，然后利用地形发动伏击，阵斩尼堪。

接连击杀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李定国取得的战果一度令清廷胆寒，甚至产生过放弃西南各省，与李定国划江而治的想法。

但是呀但是，打仗从来不是阵前冲杀那样简单的，有时战场之外的因素反而更加重要，仅仅凭借李定国的军事实力，南明军或许能够取得某一次甚至某几次战斗的胜利，但是要想取得持续的胜利并赢得整个战争，后方的政治稳定，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都必不可少。

在与清军作战的初期，后方的孙可望对于李定国的军事行动还是十分支持的，因为打败清军对于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

但是李定国的进展过于顺利，这就打破了原本的平衡态势，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孙可望感受到了来自李定国的威胁，如果李定国的军事行动持续取得进展，不断打下新的地盘，李定国的实力很可能超过孙可望。

如上文所说，中国古代一个政治集团的逻辑是最高权力只能在一个人手中，当另一个人的权力威胁到掌握最高权力者时，这个最高权力者势必反扑，于是，才有了后面的一堆烂事，孙可望不断在李定国身后给他使绊子，让李定国正面面对满清的同时还得小心背后的孙可望。

到最后，孙可望干脆和李定国翻脸，1657年，孙可望率领14万大军直接进攻李定国，在被李定国击败后，孙可望直接降清，当了带路党。

孙可望的行为不齿，但是他的行为也从侧面体现了，在他眼中，看着李定国做大，比投降清军更加不能接受，一个组织中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者，李定国的打破了这种平衡，孙可望宁愿背叛同盟也要设法干掉他最高权力的李定国，这也是这个权力死局的无解之处。

李定国郑成功为何只能各自为战

其实，李定国从西南大举反击清军时，还有一支重要的反清力量，就是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

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依旧带领部分郑芝龙的残部在闽粤抗清，双方互有胜负，1651至1653年，郑成功一度接连击败清军。

而此时李定国的军队也已经在湖南、广西等地连战连捷，士气正盛。

海战方面，清军的确不是郑成功的对手

郑成功的海军非清军所能敌，而李定国的陆军足以对抗清军，若相互配合，清军的确十分麻烦。

永历八年，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郑成功派林察、周瑞督军西进，却因故延误了与李定国的约期；致使李定国孤军奋战，虽克复肇庆，却于广州城外大败而回。李定国本来对与郑成功会师北伐，抱有很大期待，甚至促成李、郑连姻来巩固盟谊；但却因郑成功屡愆军期而误了大事，李定国对此相当失望。

除这次未按期与李定国汇合外，郑成功还在此期间多次与清廷议和，虽然无论是郑成功方面还是清廷方面都没有诚意，议和也没取得什么进展，但这也体现了郑成功的态度出现过一定的摇摆。

从郑成功的角度讲，的确不太希望李定国进展太快，因为如果郑成功出动海军进行支援，甚至已经围攻南京，确实有可能让清军打乱阵脚，李定国方面如果进展顺利甚至可以直接饮马长江，与清廷成南北对峙之势。

但是，这又会大幅打破当时的力量平衡，如果李定国快速做大，郑成功的地位就会显得格外尴尬，其一，郑成功本身就是隆武帝的人，在永历帝处，其地位本身就不及李定国，如果再让李定国的实力大幅增强，其日后也只能屈居于李定国之下。

现在来看，或许屈居李定国之下也没什么，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赶出权力核心的人会有什么下场完全是最高权力者说了算，是的，也许李定国一心只想反清复明不会对郑成功怎么样，但是李定国怎么做，实力处于较弱势一方的郑成功都只能接受。

于是，郑成功选择抗清暂缓，对于他来说，看着李定国和清军消耗，而自己发展壮大显然更加合算，因为这样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复杂的权力斗争让李定国注定只能成为一个悲情英雄，前面郑成功不愿配合，后面孙可望使绊子甚至直接捅刀子，在这种情况下，再想打赢清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为什么满清方面没有出现政治恶斗

相比于南明的恶斗，满清方面虽然也有政治斗争（主要是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豪格之间的斗争），但是清军的战斗力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还有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是投降到清军一边的原明军打起仗来战斗力似乎比以前强出很多。

清军没有出现政治恶斗的最重要原因是清军仍有一个统帅，最初是多尔衮，而后则是顺治帝，在最高权力问题上，清廷的争议小得多。

入关前后对清廷决策起重要作用的摄政王多尔衮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廷在夺取天下的时候，对于攻城掠地的将领可谓十分慷慨，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以及被李定国杀死的孔有德四个汉人都封了王，而且是有实权的王，真真正正的土皇帝，洪承畴也得到了重用，当然，在天下平定后洪承畴就被晾到一边。

清廷以让渡出部分权力为代价换来了其政治集团内部暂时的一致对外，凭借这一点清军最终取得了全国的政权。

清廷通过一定程度的放权和许以真真正正的利益让其麾下无论是满人还是后来投降的汉人都心甘情愿的为其卖命，而不断陷入政治恶斗的南明则错失了一个个翻盘的机会。

当然了，天下太平后，放出去的权力要被收回，有清一朝的集权程度比明朝更甚，皇帝有无限权力，其他人没有权力，而掌握着一定权力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自然要被除掉，只是在这一点上，康熙做的稍稍有些心急，让清军一度被吴三桂打的十分狼狈。

权力不高度集中，是否一定不堪一击

清廷有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而南明却是各派系各自为战，这是清军最后打败南明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单一的权力中枢的重要性。

让南明烂事不断最终惨败的除了权力中枢的问题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明末的党争让政治斗争变得极为残酷。

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可不会有杯酒释兵权的待遇，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全家粉身碎骨，这样的政治斗争让所有人不敢输，是的，他们大多不奢求赢，只是不敢输。

他们在战场上赢清军多少次，都抵不过在权力场上输一次，这样的残酷逻辑让身处权力漩涡中的人似乎只有两条道：要么坚信自己会是最后胜出的那一个，干掉所有对手，同时干掉满清；要么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而粉身碎骨。

于是，很多人选择跳出这个死局，如何跳出呢？只有降清。

但是，时间来到300年后，同样的事情却出现了不同的结局，日寇侵华时，中国仍处于军阀混战的阶段，李宗仁、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仍然掌握着相当的力量，可以说，此时的中国实际上，也是一个尚未统一的状态，而且，相比于当年的清军，日军显然更加强大，为什么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上下不分党派团结一致，最终击败了日本侵略者呢？

淞沪会战中，蒋介石的中央军率先赶赴战场，李忠仁的桂军等地方军阀随后也积极投入战斗

此时的中国，局势与明末的确很像，唯一的不同就是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从一个古代国家变成了一个前现代化国家，清帝已经退位多年，中国已经没有皇帝，谁想当皇帝都会被视为人人喊打的全民公敌。

可以肆意妄为的皇权消失后，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也跟着大打折扣，很多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只需交出权力可以照常生活，而不像明末时注定粉身碎骨，这样的局面让当时的各个派系敢于抗日，我们应该庆幸抗日战争时期，像明朝末年的政治恶斗没有重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而这种团结能够发生的根本原因股票杠杆怎么做，是对政治斗争的失败者的相对宽容，有时候，决定国运的恰恰是对于失败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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